我想我又错了

08年读到的最值得读的书，就是钱穆的这本《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了。

 每天上下班的地铁上读的，感觉很好啊。

 前些时候读了他的《国史大纲》，也很好。可惜的是读到的都有一些晚了。

猛然间发现，近来读书比以前更有感觉一些。心态也能更平和起来。好奇怪。

另外，发现读的书越来越偏古了。

莫非是真老了啊。

生活中的经济学：经济活动中的是非观（上）

作者：茅于轼

人类或许有共同的是非观：杀人越货是坏事，乐善好施是好事。但是在一些细节上，在对某种行为好恶程度的判断上，各个民族却有各自的特点。当然，是非判断是个人的事，就一个民族而言，并无一个全民一致的标准，所以说一个民族在是非标准上有异于另一个民族，是一种相当含糊的说法。但这种差别又确实可以在日常生活中感觉到。这种情况造成了我们探讨各民族是非标准差别的困难：我们探讨的对象是一个确实存在而又无法精确界定的事物。可是，是非标准、道德规则、价值判断又是一个人行为的理性基础；当他面临选择时，究竟如何抉择，最终将取决于这些最基本的观念。如果我们对大众的是非观一无所知，我们就没有办法保证一项政策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所以对这些基本观念的研究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仔细想来，美国人在经济活动中的是非观大不同于中国人。首先给我深刻印象的区别就是对于“拾金不昧”的看法。6 月间我去休斯顿开会，因天气炎热，我来到一家小杂货铺买饮料，忽然见到地上有一张 5 美元的钞票。按照中国人的耳惯，我很自然地拾起来交给掌柜的。可是掌柜的拒绝接受，他回答我：Whofounditwhogotit（谁拾到归谁所有）。再有一次在哈佛大学的一问教室里，我见到课桌上留有一支精致的钢笔，肯定是前一堂课的同学遗忘的。新进来坐在这个座位上的同学随手就将这支笔插进了衬衫口袋，继而他忽然想起什么，又将这支笔拿出来欣赏了一番，并用它往笔记本上做记录。其神态之自若，绝不像做了什么不应该做而需要隐瞒他人的事。正巧，就在当时，《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建国门外的一位售货员因疏忽而少找给一位外宾 30 元人民币，她自己花了 80 元在用英文出版的《中国日报》上刊登广告，寻觅这位外宾。最后居然找到了那人，并把钱找还给他。我把这个故事讲给美国朋友听，并期望能得到几句称赞的话，可是出乎意料，我得到的反应是冷冰冰的“为了 30 元钱，花去 80 元钱，太不值得”。事后我捉摸美国人是如何算这笔账的。从售货员的角度看，她既还出了 30 元又花去广告费 80 元，这两笔钱显然不能相抵，而是应该相加。但从社会角度看，则确实是用 80 元的代价去伸张了 30 元归还原主的正义。美国人信奉基督教，基督教的道德观同样鼓励拾金不昧，但他们同样重视道德的功利效果。道德的原则是牺牲自己的利益去照顾他人的利益，如果到头来社会并未得益，那么这种行为就会变成了损己不利人。这正是道德上也不值得称颂的事。

确实，我感到美国人的是非标准很大程度上是功利主义的，至少和中国人相比，这个特点一目了然。应该说，功利主义并没有什么不好。如果道德与一切人的利益恒相对立，我怀疑这种道德原则能否坚持下去。它和苦行僧哲学有多大差别？它是不是人类理智的产物？问题只在于这个功利是个人自己的功利，还是全体人群的功利。美国人的道德标准是和它极其发达的商业相联系的。商业活动中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是信誉和诚实。这也许出乎我们许多人的意料，因为中国传统中商业倒是和欺诈密不可分的，打击商人常成为统治者的国策，且常常得到百姓的拥护。不但我国历史上屡屡出现打击商人的合法和非法的记录，直到近几十年内东南亚一些国家多次出现过打击商人，特别是华侨商人的非理性行动。其结果当然是两败俱伤。到那时才看出商人对社会的贡献。

美国讲究诚实和信誉的精神，通过一次考试安排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我参加了一门研究生课程的学习，在期中测验时教授询问同学们什么时候大家有空来参加测验。可是全班 16 名同学竟凑不出一个大家都合适的时间，最后教授决定分两次进行，一次在星期三下午，另一次在星期五下午。我参加了星期三的测验，令我惊讶的是竟没有人监考，教授发完考卷就回办公室去工作了，考场上没有任何人交头接耳或翻书偷看。更使我惊讶的是星期五的试题竟和星期三的一模一样。而在我国的某些地区，考试舞弊的现象时有发生。社会上说假话的现象相当普遍，连天气预报都可以造假。我回国之后一个月内就“被迫”说了一次假话，那是我想买一本火车时刻表，而时刻表只有在北京站二楼才有卖，但进火车站必须凭当天的有效车票，而我没有，当我往里走被问到有没有车票时，我随口回答了“有”，幸亏把门的人没有认真，否则不但时刻表买不成，恐怕还要挨罚。从这个例子中我悟出一点道理：一个社会内如果条条框框太多，有时甚至多得彼此冲突，人们就会试图用说谎来逃避管制；相反，如果条条框框很少，说谎而逃避管制就可以成为一件严重的过失。当然在特殊的情形下，说谎本身不一定是坏事。例如，为了安慰病人而不告诉他实情，就算不上是什么坏事。但为了逃税而说谎，则是把自己应该负担的经济责任转嫁给了别人，是损人的行为。至于缺斤少两、以次充好、赖账不付、毁约失信等更是损人利己的缺德行为。我们可以归纳说，一个真正诚实的人不大可能做坏事，反之，一个经常撤谎的人，你就必须对他加以提防。所以诚实乃是人与人相处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人类从事交换的历史至少已有两千年，但商业以贱买贵卖为特征，始终和欺骗难解难分。直到近一二百年才出现以信誉至上为经营方针的商号。而将诚实守信作为道德第一要素的社会风尚则更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改革十年来我国的商业活动有了空前的发展，但信誉并未成为经济活动的原则。相反，流行的倒是“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我的分析是：当欺诈流行而诚实成为稀缺品时，按经济学的一般规律，稀缺的东西有更高的价值。所以在漫天要价的集市中如果出现一家不二价的诚实商号，他立即可以占领大部分市场，赚得巨大利润，并使其他商贩黯然失色。而常见情形是，正因为害怕其他欺行霸市商贩的拳脚交加的报复，没有一家商贩敢于冒险成为诚实商号，于是市场风气只能继续以欺诈为本。

在整顿经济中，整顿市场是极重要的一个方面。可是市场如何整顿？既要保护商业的继续发展，又要打击不法商贩，其界限何在？从根本上说，解决经济活动中的是非标准恐怕是市场活动长治久安的一项基本建设。

小结：市场经济的道德标准与传统观点，有一些细微的，然而又是极重要的不同。这种不同主要是突出全社会的利益。诚实与守信能给市场经济带来整体利益。 ( 作者：茅于轼)

 

生活中的经济学：经济活动中的是非观（下）

作者：茅于轼

“不患贫而患不均”，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信条。可是至今我们未能发明一种分配方式，可以保证所有的人齐步致富，于是先富的人在他人眼中总是横竖不顺眼，他难免受非议、遭怨恨，甚至被抄家被瓜分。“不患贫而患不均”的结果是“大家一起受穷”。改革以来，党的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立刻改变了大家受穷的僵持局面，10 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改善不但有目共睹，而且是亲身感受。可是上述这条传统信条在大家的观念中究竟改变了多少实在很难说，一遇气候适宜，它恐怕又会怂恿一些人出来“造富人的反”。

贫富悬殊有可能但并非必然引起社会的不安定，理解这一关系的关键因素是弄清贫富不均的原因。如果富人是靠偷盗、欺诈、贪污、勒索而发家，贫富不均成为社会的不公，这将引起社会不安；但如果富人是靠勤劳、创新、敏捷、灵活而致富，则在一定程度内贫富差距大反而成为鼓励社会成员创造更多财富的动力。我们需要的是铲除社会的不公，而不是完全消灭贫富差别。

然而“公”和“平”是有联系的，历来的政治家、革命家都把公平作为奋斗的目标之一。贫富悬殊极易造成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尽管钱的来路正当，但富人的颐指气使，穷人的委曲求存，仍然会使许多人感到压抑。于是难题就出现了，什么样的贫富差距算是适当的？在一个法治社会里这一类纯属价值判断的问题可以通过议会中的辩论、投票，最后制定所得税法来解决。美国的经济学界和政界不断在搜集社会收入分配的变化动向资料，并展开讨论，以确定当前对富人课的税应增加一些还是减少一些。对于合法收入（不论这种收入有多高），美国人几乎从来不用“剥削”这一易使人情绪激动的说法。他们用收入分配差距这种中性的指标：最常用的衡量办法是看收入最高的 20％的人的人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 20％的人的人均收入的几倍。从 20世纪 20 年代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 25 年中，美国人的收入差距明显地缩小。但 50 年代以后，收入差距变化甚微，1965 年以后略有缩小，近三五年来又略有扩大，现在最富有 20％的人的平均收入约为最穷 20％的人的平均收入的 7．5 倍上下。在国际比较中，这样程度的收入差距属于中等偏低，换句话说，算是比较平均的。至少比德国、法国、荷兰、丹麦等国平均。

美国用累进所得税来调整收入分配中的过度悬殊，越是高收入的部分税率越高。不过，从最高部分的税率演变可以看出美国人不断变得更加容忍高收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最高税率超过 90％，以后降到 70％，1984 年降到50％，而 1988 年又降到 33％。最后的一次减税发生在里根当政的时代。这位共和党总统一向以观点右倾保守著称。在酝酿减税时许多人攻击他是劫贫济富，可是最后在国会投票表决时却顺利通过。除了个人所得税，美国还有公司所得税、遗产税、债赠税，这些税虽然并不明确针对富人，但富人的这类活动远多于穷人，因而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嫉妒别人的富有，如果说这是一种毛病的话，原也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如何避免这种情绪被挑动和被激发，保持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打上豪分浮财，斗地主抄家，都靠了激发这种情绪才能成功。美国人有一些习惯有利于保持人际关系的平衡。他们互相不打听收入水平，问别人“你一个月挣多少钱？”是很不礼貌的，正好像问一位女士“你多少岁数？”一样。除了在正式社交场合，人们不注重衣着，所以很难从衣着上去猜测此人是阔老还是寒士，当然也很少凭衣着取人的风气。大学教授过去上课时还打领带，但最近几年有些年轻教授穿着却非常随便。在大城市，邻里之间的交往非常有限，多半只限于说一声“Goodmorning”之类的问候话，很少串门聊天。家里开宴会，出席者很少仅仅因为是邻居而受到邀请，这避免了比阔气比排场引起的邻里纠纷。

别人富有，本来就是引人羡慕甚至令人眼红的事，如果再怀疑富人的钱恐怕是从自己身上刮去的，不平的情绪便会油然而生。所以避免产生不平心理的重要条件是“把账算清楚”——在每一笔经济往来中既不让别人占了便宜，也不要去占别人的便宜。其实对于社会来讲，占别人的便宜和被别人占了便宜是同一件事的两种不同的说法（对个人讲当然完全不同）。只要设想：如果一个社会内没有一个人被别人占了便宜，则其必然结果是没有一个人占了别人的便宜。因为不可能存在只有人拣便宜而没有人吃亏的事。刚到美国时，我对电话收费制管理之严格感到吃惊。大机关里的电话分两种，一种是无人看管可以随便使用的，但此种电话只能拨通本单位内部；另一种可以拨市内、长途、乃至国际电话。后一种电话都有人看管，如果要借用（事实上等于揩油）必须事先声明拨往何处征得主管同意。美国人有一句口头禅“免费搭车”，他们对于白吃、白拿、白占十分敏感，所以创造了这样一个专门名词，不像我们习惯成了自然，见怪不怪。

防止免费搭车最有效的手段，并不是用道德说教去劝阻，而是赋子每个人有保卫自己正当收入的权利，从财源上杜绝别人拣便宜的机会。相反，如果每个人自觉自愿把自己创造的财富交出来，这样汇集的巨额财源便成为喜欢拣便宜的人的可趁之机。税收从表面上看是不与权利相称的义务，但从根本上看，正因为每个人享受了国防、治安、道路、公共服务（例如路灯），才有纳税的需要。所以纳税并不完全是无权利的义务。美国人纳税意识很强，常说“纳税和死亡是人生逃不了的两件大事”。但同样强烈的是百姓对政府开支的监督意识，几乎每天报纸都有文章或消息，直接间接议论这件事。凡此种种，其原则是每笔钱的来龙去脉都要弄清楚。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尽量做到各负盈亏，不吃大锅饭。

生产力越发达，分工必定越精细，其结果是交换越频繁。美国种小麦的农民仍在市场上买面包吃，因为自己做面包的成本比买面包的价格高。此时农民生产的商品率达到 100％。不仅农民如此，几乎每一个人全都靠交换来获得自己生活用品，于是金钱成为主宰一切的因素。美国之成为金元帝国恐怕与这一点有关。在美国，人人都谈钱，也不避讳谈钱，钱成了推动一切经济活动的动力。然而对每一个人有价值的事物却不限于能通过交换得到的东西，例如健康是有价值的，但钱却买不来健康；新鲜空气是有价值的，但穷人和富人呼吸同样的空气。此外，成就、友谊、寿命、理想等对生命的价值丝毫也不比物质享受次要，而都不是用金钱可以买到的。美国人重视钱，与前商品经济社会中的价值观比较是一个进步。但物质享受相对满足之后，又发现了人生还有更多的东西值得追求。有一些美国人觉悟到了这一点，近几年环境保护热风起云涌，自然主义提倡回到自然去，宗教热忱久盛不衰，也许指出了下一个世纪人们将逐渐从热衷于追求物质享受，回复到一个比较均衡的人生价值观。

小结：收入差距大未必引起社会动荡，关键在于造成差距大的原因何在。把账算清楚，可以避免产生忿忿之情，剥削也就不再可能。经济交往中的糊涂账往往成为内部摩擦的原因。 ( 作者：茅于轼) 

 实在没空更新了，转个好文分享下！

 

 

妻妾成群是那个时代中国社会里男人难以舍弃的传统。

 

中文形容一件事情总是格外入神又保持距离。

1924年Fiona在Ithaca的康奈尔大学主修美术。康奈尔大学是美国最早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大学之一。五四以后陆续有中国留学生入读。中国留学生给了Ithaca一个美丽的中文名字：绝色佳。Ithaca位于湖区，景色很美，时常有学生流连忘返。Fiona在进山写生后常回她家在郊外的一所房子。一天傍晚天黑得很早，来了一个迷路的中国留学生，他用英文询问前面的分岔路口哪条路通向镇上。他的嘴角下方有颗痣，微笑时随着嘴角微微上扬。她不说话，用画笔指了指右面。他道谢后离去。

隔天在尤里斯图书馆走廊，Fiona听见身后几个中国留学生在讨论西洋女子与东方女子的区别。其中一位赞赏者提到她，她回头，一眼看到那颗嘴角下方的痣。他注意到她，微微一笑。进入图书馆时，她靠近他用中文轻轻说，谢谢夸奖。他有些惊讶。

随后得知他是程光远。提到他时，中国女同学的表情有些怪异，形容程光远时用了声名狼藉这个成语。最后匆匆抛下一句话搪塞Fiiona的好奇心：“总之，女人躲他远远就对了。”

图书馆上的玛克罗塔编钟每天有三场学生演奏。她在左排第三列，程光远在她旁边的位置坐下：“可以叫你Fiona吗？”她笑，并不觉得奇怪，她能轻易知道他是程光远，他当然也可以轻易知道她是Fiona。她忽然道：“我3岁被父母带去上海，14岁才回美国，我的家庭老师是第一批留美的中国人，他甚至教会我‘声名狼藉’这样的成语。”程光远凝视她笑：“你一下答出我想的问题，简直聪明得令人心动。”

心动。中文形容一件事情总是格外入神有保持距离。他们不说我堕入你处，不说你真令人着迷；他们说，我体内最重要器官为此砰然加速心跳。Fiona想，这是否是她父亲着迷中文而给她从小请中文教师的原因？

她没告诉程光远，她的华人保姆说，嘴角下方有痣的人多薄情。

 

他的手指温热有力，她的心砰砰跳得厉害。

程光远是受欢迎的。他画得一手好画，常应专业要求去森林里做测量，他总是乐意帮助同行女子的忙。在刻板的中国留美男生里，高大身材的他风趣幽默格外有吸引力。

那一年平安夜大雪纷飞。学校举办了派对，她记不清跳了几只舞，音乐喧闹至极，程光远也在，但并为加入邀舞的队列。他一直在壁炉前笑着看他们疯。她微微和了些酒，脸有些热，无人注意的时候她悄悄退到窗边。同学提议要玩捉弄人的游戏。一个声音在她耳边说，我们偷偷溜走怎么样？她大笑，是私奔的邀请吗？回头一看，程光远在笑，她觉得耳根发热。没反应过来时，他一把拉过她的手悄悄往外走。他的手指温热有力，她的心砰砰跳得厉害，不由自主移动步子跟上去。雪夜的空气清新冷冽。她忘了戴套，他把自己的手套脱下来给她。她成长的环境里，没有遇过他这样，有着西方绅士风度带着东方儒士气息的男人。

Fiona当然知道他对自己有好感，只是仍有疑惑。在美留学的中国女生也不乏才貌双全的人物。例如在康奈尔大学就读过短短几个月的菲利斯·林。那是如此美丽活泼的中国女性，与周围的人相处得很好，后然成为中国著名的设计师。她有个十分美丽的中国名字：林徽因，她当时有些苦恼，似乎仍然在梁思成与那位著名诗人之间摇摆不定。

Fiona问他有没有中国男人可以抗拒得了菲利斯·林？他笑笑说了一句：“也不见得人人都会爱上菲利斯，齐大非偶。”程光远是这样的人，他知道自己要什么，可以触手而及的是什么。她忽然觉得，他有时清醒得近乎冷酷。

 

时光为什不就此静止呢？

    1926年Fiona转修园林植物学。程光远时常从森林里给她采集一些植物标本。期末时他在郊区那所房子里帮她整理设计图，清晨他离去时好像一只过冬的候鸟刚刚穿越了太平洋那么疲倦。她想起在壁炉前他握着书睡着的样子，像个婴儿。

路过教室时，程光远正在和同学谈论中国国内革命形势。这一年军阀混战，爆发了北伐战争。程光远学农业经济，他立志要回国改进中国的农业发展。说到国事时他的脸上燃起一种神采。他身边还围绕了些女孩，她们崇拜有专注的眼神忽然刺痛她。程光远把目光移到她身上时，她忽然挽住身边一位男生的手迅速离开。

深夜有急急的敲门声，她去开门，程光远站在雪中。他进屋，她关上门，上前帮他拍去肩上的雪。他紧握他的手，低声说“身边总是充满了愚蠢又执着的女子，我渐渐厌倦了。”

总之，女人都躲他远远就是了。那个中国女生说。

嘴下方有痣的人多半薄情。她的华人保姆说。

但他把头软弱得依偎在她怀里时，她并没有推开他。他呢喃着：“为什么离我最近最聪明的Fiona却从不曾爱我？”她的心软软的，她低下头，吻了吻他嘴角那颗痣。

夏季她去密执安州考察，程光远随行。行程艰难颠沛，司机在路上劳累过度，在一个拐角忽然一垂手车急急撞上前，所有人的心提到嗓子眼上，车翻过去的瞬间程光远把她拉进怀里。她以为他们要死了。一股温热的液体流经她额头，她摸下一看：鲜红的血。她抬头看压在她上方的程光远，他虚弱地问：你没事吧？他额角的血不停渗出。她想到他或许要死，忽然发出一声十分凄惨的嚎叫。

程光远在医院包扎的时候不停地拿这声嚎叫来取笑她。她把脸埋在他手里傻笑。时光为什不就此停止呢?

 

多么甜美的梦境也总有醒来的时刻。

离开密执安州的那夜下起大雨，她在营地小屋里忙着制作最后的植物标本记录，他在另一处灯下伏案写着木材测量数据。空气潮湿黏腻，她有刹那失神，觉得他们仿佛已共度一生。

多么甜美的梦境也总有醒来的时刻。

1927年美国人查尔斯·林白从纽约一个人直飞巴黎，成为全球独自飞越大西洋的第一人，在他飞越一座大洋瞬间谁能感觉出他曾离死亡很近的那种喜悦和孤独？同年中国发生南昌起义等起义事件，国内革命形势如火如荼。

程光远接到一封从中国西安寄来的家信。他陷入长久的沉默。“发生什么事情？”她问。“母亲在国内给我做主了一桩婚事。”她沉默了会儿说：“那么你有何打算？”他说：“我还在考虑中。”这句话激怒了她，“考虑？何必考虑，赶紧回去娶一个你素未谋面的缠脚女人吧。”

这是不聪明的，他最忌讳亲密的人提及他祖国的陋习时带讥讽。但她忍不住要那么说。他面色苍白，冷冷转身，她上前拦住他：“去哪？”他推开她道：“娶我的小脚女人去。”

她知道什么都可以提，唯民族歧见不可提，她只是痛恨那一句“考虑中”。她的感情要清清楚楚，怎可在你所爱面前考虑与别人的婚事。他的“考虑中”刺伤她，她便要刺回去。

同学们都不解他们因一封家书而分手。Fiona却心如明镜。1926年年末，她在整理程光远物件时，发现了几封著有乔安娜的信。她知道私自看别人的信件是不道德的，但手却不听使唤。很久以后她都清楚记得看完信后那种战栗，世界顿时好像被冰雪覆盖。

 

人生终须面对真相，这大概是无可避免的生活轨道。

1928年11月，Fiona独自在纽约侨民影院观看了史上第一部有声动画片《威利汽船》，人群的欢笑和喧哗湮没了这个在暗处哭泣的女孩。程光远在那天登上回国的船。那年春天她在温哥华的女同学来信，说在街上遇见新婚的梁思成与林徽因，大约诗人的浪漫已被淡忘，最终菲利斯选择了更可靠的生活。

人生终须面对真相，这大概是无可避免的生活轨道。

1938年洛杉矶哥特圆环戏院上映第一部长动画片《白雪公主》。在洛杉矶的她并未去观看，她在街角一间咖啡屋内读程光远寄来的信。他正在中国东北做农作物关税调查，一切很好，所学及抱负得以施展。信末，短短一句：“考虑中不代表考虑婚事，也可作考虑据婚之解。”随信附上他全家照片。他的妻子面容恬静，并未缠脚。

她哭了。已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学家的程光远也许至死都不知道，她早已洞悉了这段爱情的甜美和残忍。Fiona之外，程光远另有乔安娜等其他异国知己。他身边从来都有女子各自单一地爱着他。虽然接收了西方教育，但妻妾成群是那个时代中国社会里男人难以舍弃的传统。他爱Fiona，他所谓的爱是可以分散的。知道了一切的她却一直没有勇气离开他，她感觉自己是多么软弱，像赤身裸体走在雪地里，冷，并羞耻着，最终也走不了太远。而她的信仰里，一个男人只能爱一个女人。

她终身未嫁。很久以后都仍记得那年密执安州翻车瞬间她紧紧抱住她时怀里散发出的某种植物的味道，那个离开的雨天她走到他身后把脸紧贴在他背上时，他温柔的地说：我爱你。

近些天在上班的地铁上一直随手翻着谢泳写的《储安平与<观察>》，看的时候就不断地为储安平这个人的命运而感慨。他为自由主义理想奋斗了一生，最后却落得最不自由，连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再想想，49年以前还能出个储安平，然后呢？有时候历史真的很诡异，不知道是在进步还是退步啊。

刚在当当了上订了一本书，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第18版），六十多啊。不过还是狠心买了，因为一直早都想买的。希望不会让我失望。

断断续续把《米沃什词典》看完了，感觉这个家伙还挺好玩的啊。

前两天还把一本奥康纳的短篇小说集一口气给读完了，写得很好。好久都没有读过什么小说了。

下一步读什么呢？不读了，准备好好学一段时间英语。这鬼怪的蚂蚁字母组成的语言，让我学了十几年还是不会用，好失败啊。

欧洲杯就不想办法看了，足球就那样，不看也罢。原来想将来要是买房子了，置办家具买了电视估计也只能看体育台，现在看来体育台也不是必须看的了，干脆电视就不要买了。省得越来越笨！

 

 

 

    春节期间妈妈生病，我一直在医院陪护。其实也没什么事，就是陪在那里，呆着，她打点滴，我在快打完的时候去叫一下护士来换药，或者去给她买一些吃的。也很无聊，我就去县城邮局隔壁的报刊店里买了两本杂志。本来要买三联什么的，可是没有了，但是像《小说月报》《小说选刊》《收获》什么的倒挺全的。我翻了一下，2008《收获》第一期里有王朔的《和我们的女儿谈话》，就毫不犹豫地买了，还有一本《名人传记》2008第一期里边有一篇叶永烈写郑超麟的文章，就也买了。《收获》现在的选稿标准到底是怎么样的，实在搞不懂，反正这一期里边的小说我看完之后到现在是一点印象也没有了。不过这个《和我们的女儿的谈话@第一部》倒确实让我看得有点累，幸亏他以前的小说我基本都看过，要不然肯定是云里雾里的。

有时间把他这个全本买回来看看，这个家伙现在基本算是一老妖精了。

 

     今天才发现，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个诅咒，每当我想换一种方式生活不管我决心多大，跑得多远，装得多像——假装是另一国人、文盲，最后还是会被逮回来，坐在桌子前，写自己的各种妄想。　　                                                                     ——王朔　　

    序言：　　

    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个诅咒——《和我们的女儿谈话·跋》

　　我的问题就在于想写一个和所有小说都不一样的小说。这想法十几年前一产生就把我将军将死了。我知道这之前我写的那些小说出自哪里，也就是些聪明的模仿。这想法——可以叫它野心吧——毁了我的生活和家庭。你能想得出我对生活有多不认真，多潦草么？我出去玩，到处演，其实都是为自己的小说凑场景呢。我觉得小说才是真实、可靠的生活，其他的，演砸了，都无所谓。我就想着自己的小说，什么办法都试了，最笨的，和最傻的。今天才发现，写作对我来说是一个诅咒，每当我想换一种方式生活，不管我决心多大，跑得多远，装得多像——假装是另一国人，文盲，最后还是会被逮回来，坐在桌子前，写自己的各种妄想。

　　多年来，我一直盼着哪一天把这本“和所有小说都不一样”的操蛋小说写出来，我就塌实了！可以放心去过自己的日子，比较正常的生活，到处转转，到异国他乡看看风景，像电影里那样一个人开车长途旅行去看望朋友，或素未谋面的亲人，吃一点没吃过的东西，每天躺着晒太阳，或开个酒吧，我真是挺喜欢开酒吧的，那有一种把家放大，街上的行人随时都会变成亲人的错觉，走在街上，左邻右舍，每家店铺的人都认识，都打招呼，你还知道每家店的一点小秘密，那感觉真是不错，——这是正常生活么？我也不知道。反正这些年我在世界任何地方都没玩好，净想着小说了，心不在焉，耽误、辜负了很多人和事，几乎、还是已经很不道德了。就差犯法了。

　　几次以为逮着它了，终于把它揪出来了，几次都是揪住个头发，拉上来一看，脸不是，认错人了。

　　这本《和谈话》是揪得比较多的，揪出上半身了才觉得不像，写到最后一行，那么一跑，似乎觉得和自己哪个小说通了，如同《女儿书》聊，聊进《看很美》了，立刻颓了。我这倒霉催的，真不该贪图稿费，写那么多烂八七糟的小说，当年。

　　每回我以为自由了，其实还在枷锁里。写这跋时，心里老有一句话，顺着这话往下写，也没下文，接不住，想着也许是句歌词，就硬放在这儿吧：一个人的天塌了，全塌在心里……

　　这就像在狂风中把两个气球揉成一个面团……这句话也莫名其妙地老在脑子里打转儿，也不知该按在哪儿。

　　写作，其实是靠别人生活。一辈子靠别人，靠得住么？在人群中谈自由，我只能对自己冷笑。变一个人，我做到了，但这有意义么？

　　2007年12月11日上午

感触很深，尤其是写西班牙内战部分的内容，很像我们国家的某个时期啊。